刘海粟弟子怒批中国当代艺术 编辑

刘海粟弟子:陈丹青骂体制是在掩盖无能

1990年,简繁与刘海粟相逢于纽约

简繁,国画大师刘海粟唯一的研究生,曾做过刘海粟的助手,后因激烈的个性,与刘闹翻,只身去往深圳下海。

1994年,刘海粟去世,简繁受其所托为其作传。历时八年,《沧海》问世,其对刘海粟私人生活的披露,对徐悲鸿画派的叙述,引发圈内地震。徐悲鸿遗孀一纸诉状告到中央,简繁不得不将三卷本的《沧海》合订为二卷。

2015年1月,简繁历时十三年,出版书写中国画家在海外命运沉浮的《沧海之后》,书中对旅美画家丁绍光、皈依星云又还俗的史国良、发表“辞国声明”又归国的范曾,以及八十年代曾一领风骚的袁运生、陈丹青等人都有诸多坦直言论。书中也详述简繁自己在美经历,对初到美国身逢绝境时不堪、卑琐往事亦有详实记述。

“海老对‘隐私’,对丑与美的认知,远不像常人那样拘谨、表面”

问:刘海粟生前一直想找人给他写回忆录,秘书柯文辉曾给他写过一部,他为什么不满意?

简繁:海老生前跟我谈过这问题,关键是,写作者不懂绘画,不懂他。1988年夏,我陪海老十上黄山。《沧海》一书中记述了海老当时对柯文辉《艺术大师刘海粟传》的评价:

“他乱说一气!很多话都是他自己胡乱编派的,他看也没有给我看过!他以为只要说一些好听的话,把我弄得很高,我就一定会开心了,事情不是这样的!他这个人就是喜欢耍小聪明!做人要诚恳啊,不好这样揣摩别人的心思去迎合的。你说别人的好话,让人家听了觉得不诚恳,别人怎么会开心呢?”

我说:“柯文辉文思敏捷,出手快,这一点别人恐怕很难取代他。”

刘海粟说:“这不是出手快慢的事情,一本这样重要的传记,首先一点就是要言之有物,不好自己想当然胡乱编派的。你写的东西叫人家读了觉得是谎话,出手再快有什么用?”

与柯文辉同时,浙江美术学院的朱金楼教授和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艾煊等人,都曾希望能为海老立传,但是交谈之后海老很失望,均未授权。柯文辉跟在海老身边做文字秘书,海老与他交流和指点比较方便,于是就交给他写了。结果,海老还是很失望。

问:在2000年出版的《沧海》,您笔下的刘海粟,“是一个自信心极度膨胀的人,反复无常失信于人的人,年既老而仍痴迷女色的人”,还原了刘海粟作为一位国画大师的另一面,其中披露了他一些在外人看来并不算体面的隐私。要是刘海粟在世,您觉得他会怎样看待此事?

简繁:当年,跟在海老身边,听他讲得最多的是“人”。“人”的意义,“人”的价值,我们为什么是“人”?“人”是什么?后来写《沧海》,几乎没想过“文学”,一心就是想把“人”写清楚,把“活”写清楚。大师、凡夫,都是“人”。

海老生前给我留下了128盘录音。《沧海》中的相当大一部分所谓“隐私”,正是海老交代我在其身后公开的。海老对“隐私”,对丑与美的认知,远不像常人那样拘谨、表面。他是真正的大师。

当年海老客居美国时,有一次我和我的女朋友安妮给他洗澡,海老就借题发挥谈过他的思想(《沧海》七十五章“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我帮刘海粟退灰打肥皂,发现他比十上黄山时又老迈了许多,皮完全松了,稀稀塌塌地挂在骨头上,退灰的时候,我几乎不敢使什么力气,生怕撕裂了他的皮。他的命根子,也缩得更短更小了,斑点更多了,颜色更暗了,从稀疏杂乱的毛丛之中勉强探出来,已经完全没有了一代大师的雄风。

正洗着,(《国际日报》的记者)王艾伦来了。她听说有女孩子在浴室里和我一起帮刘海粟洗澡,在门外喊:“刘大师,我可以进来吗?”

刘海粟说:“当然可以!”

进来了,王艾伦又问:“刘大师,我可以拍照吗?”

刘海粟哈哈大笑,说:“有什么不可以!我画了别人一辈子裸体,自己让别人看看有什么了不起?”

安妮说:“刘大师思想真豁达!”

刘海粟梗直了脖子说:“我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艺术啊!美很难,丑更难!18岁的小姑娘很美,但是多得是,有什么稀罕!像我这种95岁的老,95岁的丑,是很不容易有也很不容易见到的!今天有一句话你们要好好记住,好好体会,丑就是美,美就是丑!噢——这里头的道理是很深刻的!”

王艾伦一边噼里啪啦地拍,一边开玩笑说:“刘大师为了艺术可以牺牲色相!”

刘海粟大笑,说:“我这哪里叫牺牲色相,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我附和说:“坦坦荡荡!”

刘海粟大声说:“好,就是要你这句话!我一辈子就是坦坦荡荡,没有什么不好见人的!你说我美也好,丑也好,我刘海粟就站在这里,由你们去评论好了!你们说是不是?刘海粟敢坦坦荡荡,一丝不挂,你们敢吗,中国有人敢吗?”

这就是海老。一个敢于一丝不挂站立着的,真实的,大写着的“人”。

当然,我必须承认,我的写作缺少足够的人性悲悯,其中一些个人情绪的宣泄,影响了书的境界和格调,海老如若在世,他会要求我反省、改正。这不仅仅出于师道尊严,也是老师对学生的责任和爱护。可惜海老已经去世,不能帮我把舵,否则《沧海》会比现在宏观、大气。

问:《沧海》出版后,其实您将刘海粟和徐悲鸿,中国两大画派的人都得罪了,以至于徐悲鸿遗孀廖静文写信到了有关部门。您是否感到压力?

简繁:在写作之前,我对《沧海》可能会引致大量各种各样的麻烦,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人在国外,远离中国的体制,任何为难和打击,对我没有根本的意义。所以,我并不会感到太大的压力。难能可贵的是出版社的担当。2001年1月10日,北京举办《沧海》讨论会,与会的文学评论家,一致赞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勇气和境界,他们为中国的文学,向人民文学出版社致敬。

问:您是否也因为《沧海》结交了如潘公凯、黄永玉这样的朋友?

简繁:潘公凯是我在浙江美术学院进修班的同班同学。那是1978年。之后,一直未断联系。

我与黄永玉至今从无交往,我们不认识。据朋友说,一度,黄永玉逢人必荐《沧海》。

“如从中国移植的器官,没能融入美国的主流艺术躯体”

刘海粟弟子:陈丹青骂体制是在掩盖无能

2002年,简繁在范曾北京寓所

问:1990年代初,中国许多有名气的画家都远赴美国,但几乎很少有人能打入美国主流艺术圈,包括1980年代在中国锋芒初露的陈丹青、袁运生、高小华等人,他们在美国的生存状态如何?为何会有这样的境况?

简繁:概括地说,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人都是靠吃软饭苦熬,等待机会。为何会有这样的境况?原因很多。根本的原因,是艺术家身后的祖国不够强大。

中国国宝级的画坛泰斗海老,到了美国也只能困居老人公寓而一筹莫展,遑论我们这些后学晚辈。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这不是空头大道理,实际生活的确如此。

像范曾,当年他在巴黎,连一般的商业小画廊都拒他于门外,生存无着,无奈回国。现在中国强大了,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了,范曾还是范曾,他却可以身着长袍,嘴叼烟斗,和法国大师级的艺术家在国家博物馆举办联展了。

刘海粟弟子:陈丹青骂体制是在掩盖无能

1991年,在袁运生洛杉矶画展

问:书里提到袁运生在美国的“爱国行为”,经常揭露西方的腐朽阴暗,还在美国塔夫茨大学图书馆画了一幅这样主题的壁画,让人望而生畏?

简繁:袁运生是我由衷尊敬的艺术大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有三件事情曾风靡美术界乃至中国社会。一是他为首都机场创作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二是他为创作这幅壁画去云南画的一批人物白描;还有就是那篇关于他坎坷经历的报告文学。

1982年,袁运生应美国政府邀请赴美访问、考察,为哥伦比亚、哈佛几所大学授课、绘制壁画。开始几年非常辉煌。而后,辉煌不再。他犹如从中国移植的器官,没能融入美国的主流艺术躯体。

丁绍光看过袁运生为美国塔夫茨大学图书馆画的那幅壁画,他告诉我:“袁运生这个人很奇怪,他特别热衷政治。在美国,天天准时守在电视机前看新闻,政治新闻,谁都不许吵他。他跑到美国闹革命,画美国的监狱,犯人恶斗,暴力,同性恋,揭露西方社会的阴暗面,批判资本主义的虚伪和腐朽。他在美国塔夫茨大学图书馆画的那幅壁画,恐怖啊,学生吓得不敢去那里看书。”袁运生后来到洛杉矶举办过一次画展,住了几天。我当时住得离他举办画展的画廊比较近,每天去帮忙。与袁运生朝夕相处、直接交流,证实丁绍光所言不虚。而那次画展,超过一半都是这类政治倾向激烈的作品。

问:您曾经参加过陈丹青在美国的画展?如何看待他回国之后批判体制的行为?

简繁:在中国,陈丹青是少数能与袁运生相提并论的画家。他们同期高调去美国,都定居在纽约,同样开始辉煌随后落寞,同期被聘回国任博士生导师。陈丹青与袁运生在美国落寞之后的定位和回国之后的作为,却是截然不同。

在袁运生的画展之后不久,陈丹青也到洛杉矶举办过一次画展。他避开了华人社会和中国画家,没有知会任何中文媒体。极个别画友听说了,再小范围通知。我去看了,在加州理工学院,极其冷清,一个下午,就我一个真正的观众。偶尔进来一两个学生,胡乱扫一眼,就匆匆离开了。陈丹青展出的是他在美国的新作《吻》系列。老实说,画得很不好,完全不见了他的成名作《西藏组画》的阳刚之气和艺术感染力,“油画”本身也语焉不详。

与袁运生同样“器官移植”不成功,陈丹青希望用所在国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消除主流艺术躯体的“排异性”,未能如愿。陈丹青与华人社会和中国画家刻意切割,他的洛杉矶画展,却是一个广州美术学院毕业的中国同行帮他安排的。陈丹青的影响力,仅限于中国人。

他归国十年时,在中国国家画院举办了“回国十年回顾展”。我看过报道和画册。画展由中国几个最高文化艺术机构联合主办。政府官员、文化政要、艺术权贵、社会名流,尽数云集。场内场外,黑压压,水泄不通。这种场面在美国,即便是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这种世界一流的博物馆,举办凡高、毕加索的世纪回顾展,也不曾有过。

从画册里的作品看,陈丹青没有再画美国时的政治主题,而是专注于模特儿写生,直接表现“人”。但我在他刻意摆设的青春男女身上,只见人物未见“人”,看不到“中国”也看不到他“自己”,而且画得奶油味十足。与《西藏组画》的混沌磅礴已不能并论,就是与美国时的《吻》系列相比,也越见苍白羸弱。

陈丹青在美国十几年,江河日下,境况惨淡。回到中国,在辞去清华美院博导之后,国家画院为他无偿提供工作室和模特儿,他的条件比之美国已是好之又好,但他在艺术上,却未能有成正比的建树。我看了他的专访《回国十年,是梦想破碎的十年》,说中国体制限制了他的发展。我觉得他是得了便宜卖乖。中国当下的确存在很多问题。美国没有这类问题。陈丹青为什么不留在纽约不受限制地自由发展自己的艺术天才呢?

一个画家画不出令人信服的作品,陈丹青如果在纽约,根本没有他说废话的地方。但在中国,中国的社会体制却被他用作遮掩自己艺术无能的借口。所以,中国不是荒废了他,而是让他得以继续保持口头的“雄起状”。

刘海粟弟子:陈丹青骂体制是在掩盖无能

2007年,史国良在简繁画展发言

问:您的又一知交史国良,在书中是一个奇特的存在。在美国绝望潦倒时抛弃妻子,追随星云大师,虽入佛门,但又放不下名利和身体的欲望,最后还俗复婚,承担家庭的责任。您如何看待他的这些选择和行为?

简繁:史国良1995年在美国出家,2011年在中国还俗,他做了十六年的和尚,经历了看山看水的完整修行过程。生活即佛。佛即生活。最后他脱下袈裟与前妻复合,终得正果成佛了。

去年春节,《沧海之后》的书稿完成,我交给了出版社。然后根据出版社的意见做修改。五月底,修改完成。在书稿最终呈交出版社之前,我与丁绍光做了几次坦诚的深谈。约定,丁绍光写一篇畅所欲言的“后记”放入书中。六月底,丁绍光没有按约交出“后记”,出版社却受到“丁绍光朋友”的警告,准备中止《沧海之后》的出版。接连的通宵失眠。洛杉矶凌晨四点,我给史国良打电话,诉说郁闷。

多年来,我对史国良做过连续访问。史国良知道自己是书中的重要人物,但他并不知道我是怎样定位他的,他从未问过。听说了“丁绍光朋友”的作为,史国良劝慰我随缘。如果决定继续在北京出版,请我回去,住在北京,他负责帮我安排妥当。自始至终,史国良未问一句我对他的定位和描写。他开示我,要谅解丁绍光,谅解出版社。史国良言语温和,仁厚慈悲,比他身穿袈裟的时候更像个和尚。经他开示,我的心境平复了。

刘海粟弟子:陈丹青骂体制是在掩盖无能

与星云大师在洛杉矶西来寺

问:关于星云大师,他在美国接济了多位中国艺术家,包括李自健、史国良、高尔泰等人。您也差一点成为他的弟子,您如何看待他?

简繁:这是一个有大理想大境界大慈悲的大和尚,诚如海老,他为了实现大理想成就大事业,自然也受得大苦难,善于大运作。

星云大师当年曾开示我。说他有一次住了很久的医院,几乎与世隔绝,反而觉得心很平静,于是悟出一个道理。我们平时总是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这里,看那里,看到很多,结果弄得很烦恼。如果能不看,看而不看,像住在医院里一样,就可以减少很多烦恼。完成了《沧海之后》,了却了人生一件大事。余生我会更加专注,不看,看而不看,照顾好家人,画好“我自己”的水墨画。我虽然临门缩脚没能成为星云大师的佛家弟子,但希望能像史国良一样,在亲情、绘画里,修行成佛。

问:您笔下的美术圈“江湖”,是一个巨大的名利场,几乎充满了谎言和陷阱,与艺术之美相去甚远,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相悖的现象?

简繁:不光美术圈是名利场,其他许多行业都是。中国画家和其他的中国人一样,穷得太久了,猛然遇到中国经济腾起,社会兴起史无前例的书画热潮,“人”的欲望犹如原子弹爆炸般地被激发。不择手段地掠取财富、囤积财富,或许是“原始积累阶段”的特性吧,等物质的问题解决了,情况应该会改善。史国良就是典型的例证。

当然,各个行业都有少数真正有信念有理想的人,不会被这类外部世界的纷扰所动,这种人,美术界也有。

刘海粟弟子:陈丹青骂体制是在掩盖无能

吴冠中的《长江万里图》

问:2011年,吴冠中的巅峰之作《长江万里图》,起拍价为8000万元,经过多轮竞价,最终以总价1.495亿元(含佣金)成交。您如何看待拍至天价的艺术作品?

简繁:对于拍卖,我外行,所有的知识都是道听途说来的。听说,吴冠中和陈丹青说,“所有的拍卖都是市场行为,与我无关,与我的作品无关”。这话倒也不完全准确。但我能体会他们说这话的真意。

“我既贫且贱,一生都在抢夺‘窝窝头’”

刘海粟弟子:陈丹青骂体制是在掩盖无能

1982年,与刘海粟在南京

问:您从一个出身低微的青年,在27岁时一跃成为国画大师刘海粟唯一的硕士研究生,又留校当他的助手,对您的人生是一场巨大的改变。又为何做出了去深圳下海的选择?

简繁:原因很多,有主动的,有被动的,盘根错节,一言难尽,尽都写在《沧海》和《沧海之后》里了。就我自身说,我同意付如初博士(《沧海之后》的责编)的评论。

我先天残障——色盲。当年之所以能够以一个贫民子弟的身份阴错阳差地考到海老身边,成为他的唯一研究生,只是因为钻空子躲避体检。研究生毕业,海老留我做助手。付如初说我像中国版的于连,在巨大的人生跨度中,经受了太多人格和人性的考验。

时隔三十多年回头去看,我未能很好地经受住考验。我骨子里的卑微,不自觉地膨胀为虚妄、愤激,与领导的关系,同事的关系,老婆、学生的关系,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弄得很糟,最后,竟然直接与海老闹翻。我当年离开南京去深圳,坦白说,是死里求生,落荒而逃。

问:1990年您在深圳被解除公职,只身赴美,度过了一段身处低谷绝望的日子。有朋友说您这一生总是在“抢窝头”,这些经历对您的性格是否造成影响?

简繁:我至今出版的唯一一本画册,自序的题目就是:“我既贫且贱,一生都在抢夺‘窝窝头’”。回首迄今的人生,我一路走来,辛苦遭逢。命运一次次地把我打倒,我一次次地爬起来,一次次地接着去抢去夺。我的精神支撑,是生命本能的不屈,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始求生、向上的执著。你可能想象不出,像我这样一个历经人世沧桑的花甲老者,时常会一个人看着天看着云,泪流满面。

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反过来又决定了性格。我的人生经历决定了我,凡事不敢相信,习惯逆向思维。这种状态,影响了我为人处事的态度,也形成了我画与文的基调。付如初评论说:“如果书也是有颜色的,那简繁的《沧海》和《沧海之后》大部分都是黑色的,阴郁的。”

我的朋友很少。我像一匹饿狼,坚忍、勇敢,机警、凶狠,为了保护自己的猎物,有时会敏感过度。我的南艺学兄董欣宾说我,别人在你面前抬手抚头,你以为别人是要打你,于是就先不容分说地给了别人一巴掌。我一生大部分的时候是只身独行。孤独于我,以前是被动的,现在已成习惯。除了少数的知交,与旁人多说几句话,都会觉得无聊。以前想改改不了,现在已经不想改了。怎么活,不是一辈子?怎么活,也只是一辈子。

问:在您笔下,除了不为尊者讳,对自己也不客气,比如写没钱的时候,要傍“御厨”作干爹,拍丁绍光马屁等,将自己卑微的、不堪的一面呈现给读者,您是作何考虑?

简繁:我时常想,从类人猿算起人类才五十万年,启蒙文明才五千年。相对于宇宙和地球,五十万年和五千年固然微不足道,但是若拿你我几十年的人生与之相比,我们的生命又何等的短暂啊!自十六岁猝然面对母亲的死亡,而后不断有亲友去世,我知道即便是这般短暂的生命,也是极其虚幻的。生之前死之后,没有“我”这个人,所谓的人和人生,不过是瞬间的幻景。但是,当下的活着,却又这么真切。

这就是我写作《沧海》和《沧海之后》的基本理念:由永恒的生命虚幻,记写当下“人”“活”的真切。

问:几乎每个画家背后都有粘附的为数不少的女性,比如史国良的妻子,丁绍光的几任妻子,还有追求您的美术系的女学生等等,如何看待美术圈背后的女性群体?

简繁:画家也是“人”。人是有共性的。我不觉得职业会根本改变或重新归类“人”性。画家背后有女人,其他家背后也有女人。

美术圈背后有个女性群体,其他圈背后也会有他们的女性群体。譬如说你们媒体圈,会不会有?当然,画家和美术圈有不同于其他家和其他圈的特性,实际上,其他家和其他圈也会有不同于画家美术圈和另外其他家其他圈的特性。

男人和女人的故事,并不为画家和美术圈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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